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调研，才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做好工作提供镜鉴。我们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很重视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同志虽然日理万机，仍旧抽出宝贵时间，亲自直接深入第一线进行调研，取得最可靠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这些都成为他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

  1961年，未解决农业经济衰退和农民生活问题，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都要去各地调研，解决食堂、社队体制和农业生产问题。周恩来于1961年5月3日至6日亲自到河北邯郸地区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研，这就是著名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周恩来的伯延之行，推动了全国农村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的解决，是一次非常经典、成功的调研，为党员干部做好调研起到强烈的示范作用。

  要进行调研，首先要确定调研的目的是什么。伯延之行，就是要进行蹲点调查，解决食堂、社队体制以及农业生产问题。目的确定了，就要选择调研地区。周恩来选择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为调查对象，也是在对多个地区问题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选定的。在气候、人口、耕作习惯等方面，伯延是华北地区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公社，也是受“”影响较深的地方，所以调研清楚这一地区的真实的情况，形成相关决策，对于解决好其他类似地区的问题具备极其重大参考价值。此外，伯延是革命老区，曾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有着光荣的历史，群众对党有很深的历史感情，来这里调研能够振奋基层干群精神，也相对容易让干部群众敞开话匣子，反映真实社情民意。为了做好调研，周恩来提前20多天派出他的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等工作人员到伯延进行详细的蹲点调查，四处走访了解基本情况，后期还亲自率队来到伯延待了4天。

  当时遭遇1959、1960年自然灾害，又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农村问题很严重，不可能靠一次调研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周恩来并没有求全求大，事事都调研，什么样的问题都要解决，而是抓住了农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公共食堂、供给制和评分计分等问题作为重点专题。他并没有简单采取一种方式，依靠一条路径，而是采取了听取汇报、专题座谈、实地查看和个别谈话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听取了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做综合比较，独立思考，形成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

  周恩来说：“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他并不是特别喜欢按照地方干部事先准备的安排去调研，而是突然袭击，深入到田间地头、百姓人家，和大家以诚相待，促膝长谈，了解农村农民的真实情况。

  他到伯延，以亲切平等的姿态与生产队干部、社员代表、工人座谈交流，鼓励大家说出实话真话。在调研开始阶段，一直没有群众敢说真话，怕给国家添麻烦，怕被批评为落后，怕被事后打击报复。周恩来就亲切地说：“我这次来是想听大家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说错了也不要紧。”后来有个叫张二廷的村民终于鼓起勇气就公共食堂问题“放炮”，讲了实情，甚至提到如果情况不改变，总理再过两三年也会被饿死的话，使周恩来深受触动。周恩来并没有生气制止，还鼓励张二廷说出原因。其他村民干部也在鼓励下，纷纷说出自己真实想法。

  在调研中，很多群众对农业生产瞎指挥造成粮食大减产怨言很大，周恩来没有回避责任，而是勇于接受批评，坦言“你们批评得对，我很难过。上面不了解情况，下面乱指挥，搞得你们减了产，生活困难。”看到大家吃不饱，吃不好，周恩来还主动作自我批评：“乡亲们，我的工作没做好，我这个总理没有当好，让大家挨饿了。”其实，作为总理，很多地方情况，周恩来并不了解，也不应该由他一人负责。但他敢于担当，接受群众批评，并勇于自我批评。这种宽阔的胸怀和亲民爱民的诚意，让基层干部群众都很感动。面对周恩来主动揽责的担当和自我批评的态度，群众知无不言，并提出较为合理建议，保证了伯延调研取得成功。

  在伯延的四天实地调研，使周恩来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他结合真实的情况，认线时，周恩来与在上海的通了长途电话，详细汇报了伯延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合理建议。他提出：一、赞成解散公共食堂；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做法；三、群众要求恢复评工计分，也就是需要包产到生产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做才能够提高群众积极性；四、邯郸地区旱灾严重，春收较差，秋收有望，要注意恢复社员体力和畜力。

  半个月后，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供给制；对食堂则规定办或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等等。这些符合实际的决定，受到基层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伯延公社也成为全国第一个解散公共食堂的人民公社。

  伯延调研，只是周恩来众多基层调研中的一次，但其中展现出他治国谋政的高超智慧。“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给党员领导干部的调研以诸多启示：一是调研要时刻把群众放在心里，一心为民爱民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情呼应，这是前提；二是调研要目的明确，精心组织，精心准备，抓住重点，灵活运用多种手段，这是基础；三是调研要鼓励群众说真话，不听假话空话，要保护说真话的人，这是关键；四是调研要认真总结，及时汇报，推动问题切实解决，务求实效，这是衡量调研成败的标尺。（中央党史研究室 张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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