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编自：《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作者：[英]戈登·布朗、[美]·埃尔-埃里安、[美] 迈克尔·斯宾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增长乏力、地理政治学、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不平等加剧、阶层族群冲突……全球发展处在关键路口，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巨变，人类社会面临未知的领域，世界似乎进入了长期危机。这一现状正在影响每个国家、企业与个人的福利。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知名投资人·埃尔-埃里安在共同合作的新书《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中提出，是既有的经济稳步的增长模式、经管手段与全球合作秩序越来越无法适应快速技术革新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趋势，导致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直至当前糟糕的局面。
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现实的选择，长期危机可以有长期对策，全球问题是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作者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以关注社会环境后果的增强式和包容性技术进步来促进增长；通过构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强化国际合作来改善经管；通过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作者：[英]戈登·布朗 [美]·埃尔-埃里安 [美] 迈克尔·斯宾塞
当我们在2022—2023 年奋笔疾书时，世界看起来正日益滑入更深重的长期危机。全球的各种峰会接踵而至——西方七国与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等等，然而面对全球经济增长率减半、通胀、气候危机以及向多极化世界转向带来的国际秩序挑战等问题，各国仍未能就全球合作行动的实际推进计划达成充分的共识。
尽管许多问题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能解决，但曾经创立国际组织以开展合作的世界各国，目前却相当缺乏合作精神。全世界在亟须联合起来的时刻，却被民族主义及其附加作用冲击得四分五裂，从各种争端纷起到保护主义抬头。
在某些时候，我们的世界似乎能获得片刻放松，情况没那么糟糕，但现实更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挑战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转移阵地，并在太多的时候痼疾重现。
木材价格下降了，但鸡蛋价格又涨上天。通胀在一个国家降温，在另一个国家又加速。经济局势看似趋于稳定，然后某家银行突然倒闭。一项劳资协议达成之后，自动化生产的新突破又给整个产业带来威胁。毁于前期风暴的住房被重新建起来，却又在干旱引起的火灾中化为乌有。气候变化融资协定签署了，必要的后续行动却举步维艰……
我们的世界丝毫没有变得更简单、更少挑战。我们迫切地需要的是一种妥善管理的全球化。在长期危机中，其实不存在真正不可避免的永恒宿命，我们完全有能力修补这个破裂的世界。
第一，在二战后数十年的财富增长、让数十亿人摆脱贫困的时期过后，我们不再能保证经济的继续繁荣。如果路线没改变，贫困现象有可能增加。增长放缓不仅会带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且增长率下降与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的结合会使政策响应变得更为难。主权债务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收紧，全球化的性质发生改变，气候危机以及地理政治学关系紧张加剧，这一些因素混杂起来，会以直接或潜在的方式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上述变化不只会影响发展中国家，还会波及更广泛、更富裕的世界。曾经处于追赶阶段、有大量人口跨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新兴经济体，如今面临被抛在后面的风险。试图登上经济发展阶梯、创造更多财富的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实现进步的难度比过去更大。脆弱经济体可能崩塌，最富裕的国家也会发现提高增长率变得异常艰难。
世界的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正出现一种新的差距。如今的主旋律变成了分化与分裂，而非趋同与合作。若没有新的增长模式和国民经济管理模式，上涨的速度会变得过慢，无力确保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繁荣的持续，无力确保包容性和适应地球环境的现实。我们子孙们的处境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糟糕。只有新的模式能带来新的繁荣、更高的生产率、更好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在人力和金融的韧性均会降低的时期，我们一定要为迎接冲击做更充分的准备。冲击不再属于例外情形，而是正在变成常态，不仅更频繁，而且更剧烈。在过去十年的宽松货币时代过后，世界各国已消耗了大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储备，造成了近些年来创纪录的通胀，并埋下了银行与金融不稳定的种子。
因此当下一次冲击到来时，我们的解决方案不能继续采用大水漫灌式的救助或发行货币。通过下调利率来提供救助的做法也可能带来反噬，加重通胀的压力。
韧性远不止于资金方面，我们切不可忘记人的韧性。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社会集体，我们的韧性都正在经受考验。更炎热、更潮湿、更干旱的天气正在凸显气候问题的紧迫性，不仅表明我们的星球正走向生态临界点，也表明气候问题在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可能会引起一个绝望的十年，让千百万人在恐惧和焦虑之中丧失希望。我们固然拥有改变当前轨迹所需的资源和知识，但迄今为止采取的行动还太不完善、太缺乏合作、太犹豫不决。冲击将继续到来，这毫无疑问。我们应对冲击的能力则很不确定。今天的规划和准备是成功应对明天的扰动和灾难的唯一办法。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面临的各类挑战，今天的世界有着多种可能性和多种均衡结果，一个糟糕的结果更有可能带来更加糟糕的结果。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具有周期性和均值回归的特性，冲击的影响具有暂时性，那么今天已截然不同。在我们所处的多重均衡的世界，糟糕的情形之间相互反馈激化。洪水不仅会夺走人们的生命和房产，还会摧毁其谋生手段，加剧分配不平等，让巨灾保险更难以普及。疫情迫使经济活动中断，不仅造成工资减少和失业增加，还让大量年轻人没有办法获得良好的教育。这是一个毁灭版本的牛顿第三定律：每次冲击都会带来相应和放大的反作用力。
因此，我们应该增强在许多可能结果之间做横向思考的能力。咱们不可以只想着对付前方的火焰，还一定要注意保护周边的树木。结合之前的第二点，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清理杂草，构筑韧性。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有可能失去对集体命运的掌控。无所作为则相当于给子孙后代购买一张彩票，指望他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刮出幸运的数字，而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第四，如果我们保持目前的路线，以邻为壑的政策将变得更频繁、更具诱惑力，为救助自己而不惜伤害他国。我们目前的合作本就很不充分，没有认识到略微放弃点自主权能让自己获得丰厚回报。而在少数开展合作的场合，我们的合作行动也没有持续产生最大效应。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认为通胀是件坏事，但我们有没有尝试通过改善供应链管理来共同克服这个难题？世界上许多国家认为俄乌冲突是不应该的，但我们是不是做了足够多努力去寻找解决办法？
全世界都希望终结疫情，只有当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接种疫苗，消灭病毒变种的传播途径后，这才能实现，然而疫苗并只有少数迅速地供应给最贫困人群。
离开合作，我们不仅会损失联合行动的收益，还将更深重地滑入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泛起的躁动世界。对各种维度安全的追求，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和食品安全、人身安全，以及在全世界疫情过后的卫生安全，都会被用作走向孤立的借口。我们面对的不是在独自向前与携手同行之间做虚假选择。我们大家可以也必须在自己珍惜的自主权与世界迫切地需要的合作之间找到平衡点。
全球生产率下滑，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总量缩水，国内不平等恶化，全球化的性质因为生产回迁发生改变，以及慢慢的变多的全球冲击事件……所有这些显著变化都给增长造成了巨大阻力。
如果这就是故事的全貌，那我们大家可以合理地推测前方将是漫长的供给约束型增长时期，生产率低迷，通胀持续。然而幸运之处在于，故事还有更多的内容。新的增长模式可以给增长带来新的目标：实现各个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繁荣。这种新增长模式一定要考虑安全与可持续性的关系：从食品和能源安全到经济和健康安全等所有领域。确立包容、可持续和安全增长的目标意味着，我们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必须是为了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与更为安全的世界。这固然知易行难，但我们除了尝试，别无选择。
从3纳米标准的半导体到人工智能支持的聊天软件，强大的新技术和新工具正在推动技术的飞跃。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促进生产率明显提升。事实上，它们已经在经济中的可贸易部门产生了显著效果：从智能手机等制造品，再到金融和咨询等可贸易服务业。
不过，促进生产率明显提升还要求把新技术推广到经济中的非贸易部门，该部门目前占据就业人数的80%与产出的三分之二，包括政府、教育、医疗、传统零售业和餐旅业等。利用技术进步来提升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有望产生更大的收益。此外，技术推广还有助于给城市区域之外的偏远落后人群提供更多类型的服务，为包容性增长模式创造机会。
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点，使此前长期停滞的一些重要部门的生产率显著提升。然而采用数字工具不会也不应该导致教师被取代，而应该帮他们提高效率。
例如，利用视频会议来提供校外辅导，利用先进的程序来监测学习状况，找出学生的学习瓶颈。医院和看护中心采用监测设备，能够及早发现病人站立不稳、需要帮助的情况。零售业的先进软件则可以给存储和采购流程提供参考意见，减少可能会引起打折处理的过量储备。在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情景中，技术都应该成为赋能而非替代的工具。从这个方面看，我们迫切地需要的是增强式而非劳动节约型人工智能。
我们今天身处供给约束型的世界，这种情形不太会很快得到改变。各国的中央银行、政策制定者乃至市场起初都把此类压力视为暂时性的，相信疫情导致的供给侧失衡和堵塞最终会消失，后疫情时代的需求暴涨会退潮。虽然运输成本和木材价格已经下降，但由于长期因素的影响，从全球化的碎裂到能源转型、人口老龄化、全球劳动力人口减少，整体状况并未完全恢复，没有实现向低通胀和充足流动性的均值回归。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增加供给弹性，让厂商能灵活响应需求变化，同时减少增长面临的供给侧约束。提升各国国内的劳动参与率，并打开那些急于加入全球经济的被忽略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市场，以增加全球劳动力供给，也可以有明显效果地改善供给侧约束。
“给我任何一个单词，我都可以给你指出它的词根如何来自希腊语。”这是格斯·波托卡洛斯在电影《我盛大的希腊婚礼》中，手拿着清洁剂瓶子，给屏幕上的女儿所做的早期教育。如果让格斯来写本书这个章节，他或许会指出英语里的经济（economy）一词来自希腊语oikonomia，本意为“家政管理”。我们对地球村大家庭的账目管理，能做到比目前好得多。
在这些日子里，“经管”一词颇有些自相矛盾的意味。通胀居高不下，衰退阴影挥之不去，银行出现倒闭，居民家庭深受其苦，成功的管理到哪里去了？政策制定机构与中央银行家们需要用开放心态来对待新的思考视角，以缓解群体趋同思维的危险，并减少定性错误（如“暂时性”通胀的判断）的出现。
提升经济决策制定者的认知多样性，这不仅是重要的价值取向，也能改进政策效果的现实目标。必须加强合作与问责，不仅在各国政府内部，也包括在它们之间，以及促进更高效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为克服基础设施与创新面临的阻碍，设立更多的国内基础设施银行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办法，将其作为对区域和多边国际组织的补充，用以刺激私人部门的活动，分散风险承担，分享专家经验。
此外，可以把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借款咨询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模式作为广泛推广的架构设计，并给各国政府更好地开展合作提供“安全地带”。英格兰银行把独立外部人士纳入关键的政策制定委员会，这种模板值得他国借鉴。另外最明显的一点是，领导力需要得到改进。承认政策失误，把“我们错了”纳入经济学家的词汇表，这有助于恢复信心，让感受到政策冲击的人们重建信任。
经济政策总是在应对我们周围的现实挑战，而不太关注远方潜伏的隐患。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把资产负债表扩充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负债达到数万亿美元，流动资金充斥着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尽管我们针对面前的问题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或恰恰是因为这一做法），伴随着单位现金的边际效应递减，不平等仍继续恶化。
是时候重建经济韧性了，以便让世界对日趋频繁和剧烈的外部冲击做更好的准备，之前的建议也提到了这点。我们一定要在财政政策中纳入实现可持续性要付出的成本，目前知道的提升可持续性的价签为每年4万亿美元以上。然而从GDP预测到通胀预期，这一切还必须考虑到面对各种挑战如果无所作为会带来的成本，从愈演愈烈的气候灾难到全球债务成本激增等。无所作为带来的损失远高于采取行动付出的成本，这一现实必然会改变世界的支出方式。
没有人会认为，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或战争是局限于个别国家内部的问题。金融传染会很快从一个经济体蔓延至下一个，某个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危机会造成全球市场的破坏。别的形式的传染，如新冠病毒，同样容易跨国传播，病菌会搭乘飞机、火车和汽车，迅速占领全球。我们处在一个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世界之中，全球性问题是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全球化必须得到妥善管理，让我们在各国民众追求的自主权与他们要的国际合作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许多国家在感受到全球资金流动的脆弱性时，本能反应是奉行自给自足的策略以及把资金用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要想消除孤立狭隘，恢复开放，以追求贸易、增长、投资和繁荣的改善，我们就一定要做出心态上的调整。
我们第一步是要认识到：不再把自己理解为自给自足的本国经济孤岛，而是必须顺利运行的全球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视角意味着什么？
每个国家都有邻国和盟国，通常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除此之外，我们同其他几个国家也保持着联系，尽管程度没那么密切。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一条“我们联合他们”的前进道路，而不是“我们对抗他们”。我们并不是特别需要破坏性、敌对性的民族主义，而是需要摆脱了狭隘民族视角的爱国主义，在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又能接受多种身份认同。
全球化带来了开放经济，但不是包容性的经济。除非能够在开放的同时实现包容性，否则我们的全球化仍会走向失败。实现包容性愿景的最佳办法是立足于多极世界的现实，通过国际组织来发挥作用，对二战后形成的原有组织架构做彻底改造。
中国和美国可以带头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合作，以防范走向“一个世界，两种制度”的未来。世界银行能够也应该拓展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使命，这必然要求增加它的资本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把业务领域拓展到最后贷款人之外，并更好地承担起全球经济监控机构的极其关键的职责。
这两个国际组织都必须摆脱把领导职位保留给特定国家代表的落后做法。二十国集团应该建立常设秘书处，以确保在主席国轮换的安排下改善工作的连续性。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安理会则应该减少西方领导下的俱乐部色彩，而变成真正的全球联盟。上述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合作，减轻困扰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危机，鼓励为应对气候危机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打通关键的人道主义援助。
预算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力图用全球公共品来解决全球公共问题（从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到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等）的全球性支出目前极度短缺。在需要数万亿美元投入的地方，我们往往只争取到数十亿美元的承诺，真正及时投入的甚至不过数百万美元。我们的挑战和任务是找到用杠杆方式撬动公共资金的更好办法，例如创新性的国际融资机制，以及通过风险分层的合作伙伴关系动员私人部门的闲置资金等。
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制定者就必须说服众多投资人：不仅要开发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创新，还要挤入资本，承担在多个领域（从清洁能源转型到全民教育普及）提供更多资金的责任。
面对长期危机的世界，最主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全球合作，包括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合作。要恢复增长活力、改善经管、避免气候灾难、减少不平等以及重塑全球秩序，合作是我们最为需要还可以做到的。
想象一个政策制定者不是疲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而是能积极防止危机爆发，更好地管理未来，让更多群体而非极少数人获益的世界。
想象这样的世界并不困难，实现它也完全有可能性。唯一阻拦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可完全摆脱当前的长期危机。
本文摘编自：《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作者：[英]戈登·布朗、[美]·埃尔-埃里安、[美] 迈克尔·斯宾塞
